蒋维崧:“我不是‘职业’书法家我有我的职业所以不受人牵制”! 傅合远

蒋维崧(1915-2006),字峻斋,江苏常州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等职。

蒋维崧先生(1915-2006)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曾任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和辞书编纂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蒋维崧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篆刻艺术家,他曾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山东大学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先后出版过《蒋维崧印存》《蒋维崧临商周金文》《蒋维崧书迹》和《蒋维崧书法集》等艺术作品集,他的篆刻、金文、行书艺术,以精湛的表现技巧、浓厚的学问气息和峻洁清雅、雍容和穆、蕴藉隽永的艺术风格腾声艺林,在当代书法艺术及篆刻界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蒋维崧教授的学术成就、艺术创造和历史影响作些浅探。

蒋维崧先生,字峻斋,1915年1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曾祖父蒋曰豫,是晚清有名的学者,长于经史及声韵训诂之学,有《韩诗辑》《问奇室诗文集》等行世,并兼擅书法,《清史列传文苑传》有传。蒋家古籍书画收藏甚富,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氛,这使得蒋维崧幼年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1934年,蒋维崧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时,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等著名学者都在此执教,蒋维崧先生深受这些名师的指导和影响,尤对《说文》《尔雅》《广韵》诸书下了很大功夫,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蒋维崧毕业后,先后在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央大学、广西大学担任助教、讲师。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央高教部任职。他于1955年调入山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文史哲研究院从事汉语言文字、训诂、音韵学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过现代汉语、汉字发展史、《说文解字》研究、甲骨文、金文选读、书法篆刻实践等多门课程,培养过多届硕士生和博士生,历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编委等职。

蒋维崧先生在治学方面尤为勤奋用功,他不杂交游,常常闭门扃户,手不释卷,潜心读书和思考。蒋先生知识广博,学养深厚,其学术领域和成就主要在汉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等方面。在文字学研究上,早在1940年,蒋维崧就曾应中央大学历史系金静庵先生之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所藏甲骨文字》作过释文。在研究方法上,他既遵循前辈学者如孙诒让、王国维等“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的途径,又注重根据文字在其应用环境中的具体情况,从文意、语法等方面综合论证,力求通过对古文字的考释,发现汉字结构的原则和规律。1963年,蒋先生在《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由隶变问题谈到汉字研究的途径和方法》一文,有针对性地指出汉字的发展由于造字观念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形声字的发展,对文字的古今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蒋维崧先生认为殷商时期的形声字,偏旁狭窄,偏旁的意义具体,但大致到春秋中期以至战国时期,形声字大量增加,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偏旁的使用范围较前宽泛,而偏旁的意义概括。当文字系统中还存在着大批象形字和图形式结构的时候,是无法用保持偏旁对应而改变笔画的方法来达到简化的目的的,只有当形声字大量产生,形声原则成为主要的孳生新字的方法时,汉字才有可能调整出一套定型的偏旁,同时简化偏旁的结合方式。汉字只有发展到了以定型的偏旁组合成字,以形声字为主的阶段,才可能完全脱离象形意味,隶书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该文视野开阔,分析细致精到而充分,“提出许多开创性见解,为建立新的汉字学奠定了基础”,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蒋维崧先生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文字的现实问题。1958年,他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简化汉字建立汉字字形的规范》,1973年,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利用形声原则简化汉字的问题》等文章,不仅指出了汉字规范化的意义和标准,尤其强调利用形声字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充分体现了他对汉字简化理论的深刻思考和关注。

1959年,蒋先生出版了《汉字浅论》一书,概括而精辟、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汉字的产生,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及对其使用和改革等重要问题,其卓识高见深受同行专家的称赏,曾被一些高等院校列为语言学教学参考书。

蒋先生深厚宽广的学问,严谨科学的态度与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尤体现在他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的工作中。这部词典的编纂与撰写自1975年起历时十几年,是当时全国最重要、最重大的科研项目之一,其目的是要对我国语言词语作出历史性的最为系统最为权威的整理与编纂,以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词汇内在含义的丰富性,以及词汇使用的规范性。词典的词条数以万计,虽精微琐细,却是一部涉及哲学、历史、法律、文学、语言、艺术、民俗、天文、地理等学科知识,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为了完成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蒋先生不惜放弃已启动多年的研究课题,甚至将有待清定的书稿也暂时放进书橱,其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令人感佩。

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蒋维崧先生敢于认真负责,不仅在组织编纂队伍、培训编纂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针对编写队伍存在的问题,根据自己多年的词典编写经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汉语大词典》编写指导意见:(一)分析词义,要注意词义的变化,既要弄懂一个词在其具体语言环境中的确切意义,又要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差别,以及意义变化的源流脉络,发展线索与性质;(二)释义要抓住要害,力求准确;(三)要认真审核资料,不能收破词;(四)要从上下文文意的联系中推求,要与其他书中用例互证,避免臆测。蒋先生还特别强调说:“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要用尽可能完备的文献资料把问题捆起来,然后一棍子打死它。这样这个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把它打死了,永远翻不得案。当资料尚不完备时就先不要忙于下结论。”蒋先生也正是这样善于将合理的归纳与细致的分析相结合,对大量的词条作了沙里淘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富有建设性的辨析与确认,不仅发掘了一些词义的精确含义,也汰除了旧辞书中的一些“破词”,修正了某些词汇由辗转因袭而产生的缺陷与不足。如“女伴”一词,有的辞书解释为“女性伴侣”,书证是唐代孟浩然的《庭橘》诗“女伴争攀摘,摘窥碍叶深”,明代孟称舜的《桃花人面》第二出“笑将女伴携双手,闲向空庭看海棠”等。蒋先生认为,根据用例,应分析出“女伴”一词所指的变化。古代只称“女子的女性伴侣”,近现代以来才泛称“女性伴侣”,这样就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女伴”词义的古今变化。按《汉语大词典》的性质,只简单地释为“女性伴侣”是不合适的。再如,《词源》收了“奴官”一词,并释为“唐时出身低贱的下级军官”。书证是《旧唐书王毛仲传》:“北门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蒋先生则旁查《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发现断句应是“北门奴,官太盛”,并进而认为“奴官”并非一词,是破词,不能录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进一步提高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质量。

蒋维崧先生在《汉语大词典》的审稿定稿过程中,极为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视学术为生命。由于长时期的劳累,有一次竟累得晕倒在椅子上。蒋先生从没有大学者、名教授的架子,姿仪高朗,谦光下逮,因而同事和青年学子遇到问题,总是先想起先生,愿意向他请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有一次,《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开会,外地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有一个词,自己花了很多功夫,至今未找到用例。当这位同志发言结束时,蒋先生已经从书架上取下《文苑英华》,并在此书中找到了该词用例。这位同志非常惊奇,但先生却平和地笑着说:“我的学问都在书架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学问是记在心里边的。

蒋维崧先生谙熟古籍,经常为出版社和学者待要出版的著作审稿,他对发现的问题总是毫无保留地指出来。在翻检审阅《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一书时,蒋先生即曾就多处文字指疑并提出修改意见。如刘禹锡《马嵬行》诗中有“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之句,近人大都认为“杏丹”出自葛洪《神仙传董奉传》,蒋先生则广搜《云笈七签》《太平广记》等书证,认为“杏丹”即“杏金丹”。像这样极有价值的发现,是完全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而蒋先生却都作了无私的奉献,实为难能可贵。先生的学问,不仅宽博,而且精深。《汉语大词典》编写组都认为蒋先生改的稿子,最为“服人”,自己写的卡片,只有经蒋先生审后,心里才踏实。《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先生更说:“蒋先生看了的稿子不用再审。”这是对蒋先生学问深厚的肯定,更是一种称誉。

蒋维崧先生不仅学问渊博精深,而且品行雅洁,人格高尚。2001年,蒋维崧先生毅然决定将60余幅书法精品捐献给学校。2002年,他被学校聘为特聘教授,每年有10万元的津贴,他表示不要,有人提议用津贴设立“蒋维崧奖学金”或“蒋维崧艺术基金”,他也不肯。最后,他作出决定,将津贴捐献给了“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在当今这种物欲、利欲横流的时代,蒋维崧先生所展示出来的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实为学人之楷模,令人敬仰。

蒋维崧先生在书法篆刻艺术上,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创新意识,取得了卓然不群、独开胜境的艺术成就,是当代最享盛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金文、行书,片纸只字,人争以为宝,深为国内外艺术收藏家或机构、拍卖行所青睐。但蒋维崧先生从不以著名书法家自居,他说:“我不是‘职业’书法家,我有我的职业,所以不受人牵制。”他以学问为立身之本,使其艺术创造具有了一种摆脱功利束缚,超然独立,自由表现的精神。但这绝不意味着,书法对于蒋维崧先生仅仅就是“余事”、“雅兴”而已。蒋维崧先生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在青年时期就对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他不仅喜欢书法、篆刻,还学过国画。他的律诗也写得典雅清丽,曾得名家“诗格在唐宋之间”的赏评。但蒋先生不想做一位兴趣广泛多艺兼能的艺术通才,而希望成为在某种艺术形式上有独特创造的艺术大家。为此,蒋先生不仅割舍了对国画的学习,古诗在后来也作得很少,只有书法、篆刻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即使在他长期担负着繁重的本科、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期间,也始终没有淡化和中断对书法的兴致和关注,减却对书法艺术探索创造的热情。尤为可贵的是,在完成《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后,已是古稀之年的蒋维崧先生,却焕发出极大的书法热情,以惊人的毅力遍临古代名迹法帖。从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的《蒋维崧临商周金文》来看,他临写金文之多、之勤,所花功夫之深,实属罕见。除此之外,他在这时还临写了大量小篆、古隶、帛书、甲骨、行书法典等。甚至在医院的病房里,对来探望他病情的人还询问:“你最近看到我的书风有变化吗?”“我最近吸收了楚简的成分。”以此,足可见出他对书法的执著和志在高远的理想与抱负。

也许是一种巧合,翻开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蒋维崧书法集》第一幅作品,蒋维崧先生书写的正是屈原《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语,这似乎也正是他对书法艺术探索的心迹的写照。它表明,当中华书局结集出版能代表其一生书法艺术成就的作品集时,面对那些曾注入心血、情感,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作品,蒋维崧先生并没有表现出不期而遇的快感和收获的喜悦,而是对自己辛勤耕耘、艰辛而漫长的探索之路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孤寂与苦闷。艺术贵在创新,创新才有艺术生命和价值。创新是每一位艺术家苦苦追寻的理想。但艺术创新不是空洞的口号,也非抽象的概念,它是以确立新的艺术理念,找到具体的艺术表现和创造的新手段、新方法、新形式为前提的。特别是作为最具民族文化特质的书法艺术,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发展得极为充分和完善。因而作为现代艺术家,若没有可以燃烧的激情、钢铁般的意志与信念,高深的艺术修养和远见卓识,是难以穿透这铁壁铜墙一般的堡垒,走进去,又跳出来的。这一点,也是蒋维崧先生所不能回避的。他要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想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位置,势必也要思考艺术的创新以及创新的方法、途径,寻找艺术创新的突破口和艺术价值的立足点。虽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专门的著作和论文发表,但从他平时与友人或学生的谈话里透露出了个中消息。他认为:“艺术的创新,重要的是要根据现在的眼光和现今的资料,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探索。”又说:“历史上为书法作出贡献的书法家,无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吸收,增添一些新的成分,以成就自己的面目风格。这些就可以成为创新。所谓增添新的成分,究之也还是来自广泛借鉴,善于吸收变化,至于利用新资料,开拓前人所未能涉足的领域,当然更是一条求新的道路。”可见,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新思想就是“借古开新”,即借助只有在现代才能发现的古代的文物和书法资料,用今人的综合学养和审美眼光,加以发掘培育和创造,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活力,以弥补历史的局限和不足,体现出当代艺术家的创造精神与境界,从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和价值。从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新思想与实践来看,他在篆刻、金文、行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成就,都是这种创新意识与方法的深刻体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把握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所蕴藏的艺术价值的发现、提升和创造性的融会贯通是了解蒋维崧篆刻、金文、行书艺术创造与表现的一把钥匙。

蒋维崧先生的艺术才能,最早是从其篆刻艺术成就中体现出来的。早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为满足自己的艺术兴趣,他便到艺术系选修著名词人、篆刻家乔大壮先生的篆刻课程。在乔先生的精心指导与点拨下,他的篆刻艺术水平提高很快,22岁时其篆刻作品就参加了全国艺展。乔大壮先生对蒋维崧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华更是器重,不仅将他收为弟子,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陈师曾印蜕》郑重相传,更有“要从此事叩皇坟”“千秋名氏要烦君”的诗句相赠,字里行间对蒋先生的艺术未来寄予厚望。蒋维崧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其篆刻愈刻愈精、愈奇,新意迭出,一时名动山城重庆,蜚声艺林。大画家徐悲鸿多次请蒋维崧刻章,章士钊在获得蒋维崧的刻章后,还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诗句相赠,更有不少学者名士,以得到或收藏蒋维崧的印章为幸事。

蒋维崧先生的篆刻,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突破了“印崇秦汉”的历史局限,比其师乔大壮先生更为自觉大胆地将金文等多种文字引入印刻。从其《蒋维崧印存》来看,不仅有金文、小篆,还有甲骨文、战国文字、汉隶等古代文字,甚至将楷、行、草书等今文字体入印。正是入印文字体势的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印刻的表现素材和艺术手段,开拓了篆刻艺术的表现空间和审美元素,使印刻艺术的形式也更丰富多样、清新别致。

蒋先生篆刻的另一特征,是章法布局的精巧雅洁。他的印刻虽文字体式多样,但并非简单地照搬或集字式堆积于印面,而是根据印刻之材料、文字,甚至用途等作出精心的构思与设计。特别是其金文刻印,多使字的部首揖让、向背,顾盼有意;线条的屈伸、长短、参差、穿插,奇正相生;虚实、疏密,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有的清新简淡,有的雍容华贵,有的疏朗素洁,更有不少字数多的印章,将方寸之中的空间排列变成了一维的连贯运动,跌宕起伏,逸奇多姿,有很强的抒情感。他的刻印刀法精湛,既峭拔洗练,又含蓄婉畅。他奏刀时从不残损印面,全凭巧妙构思,而无刻意雕饰之弊,看似自然无为,其实独具匠心。每方印章,都是一个有品格有意味的表现形式。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蒋维崧印存》“出版说明”中称蒋维崧是乔大壮篆刻艺术的唯一传人,蒋维崧先生在92岁高龄时,被中国篆刻艺术院聘为名誉院长,足见蒋维崧先生篆刻艺术的成就与影响。

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也达到了独步当世、引领风骚的艺术境界。所谓金文,主要是指商周时期铸刻在钟鼎等铜器上的铭文,它是处于甲骨文之后与秦小篆之前的一种古文字。这种古文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亦如同商周青铜礼器一样,被历史封存了。直到清中叶,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商周青铜器陆续出土,金文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时虽有不少古文字学家,如吴大徵、罗振玉等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在对金文汉字的研究及揭示金文在汉字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在发掘金文的艺术价值上,或因方法和书写功力等局限,未能摆脱小篆的影响,也未能使金文的艺术特质更充分地凸现出来。吴昌硕等虽在篆书的用笔用墨方面富有创造性,但也主要限于小篆或石鼓文,很少触及到金文,而蒋维崧先生则是在专业从事数十年古文字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以艺术家的敏感,洞见到了金文汉字所蕴藏着的极大的艺术价值。如果说深厚的古文字修养,使他能更准确地把握与理解金文汉字结体造型的法则与规律,保证其书写的规范,那么,从艺术的角度,对金文所作的长期大量临摹实践,则使他领悟并揭示了金文汉字的表现手段和艺术价值。从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金文书法的用笔、结体和审美特点方面都有独特的发现与创造。

首先,在用笔上,金文书法与其他书体,特别是与甲骨、小篆等古体书法存在着差异。书法艺术的用笔,决定着线条的特质。书法中篆、隶、真、行、草等不同的书体与审美都是由于不同的用笔方法决定的。蒋维崧先生在对金文大量临写和艺术创造过程中,发掘出金文的书写笔画,大都是藏锋逆入,行笔有一个用力提按的动作,顺势出笔。它既不同于甲骨文的直入顺出,起收皆见锋锷,也不同于小篆藏锋逆入,行笔平提,收笔回势。正是用笔的差异,决定了甲骨、金文、小篆线条的不同变化。甲骨文的线条是率直显露的,既不婉转优雅也少变化,而小篆的线条则是瘦劲修长,粗细均衡,藏头护尾,无往不收,但线条的运动指向相对封闭,缺少些开放、张力和动感。只有金文的线条,有藏有露,有收有放,既圆浑厚重又有粗细、轻重疾徐的节奏变化,是最富有运动感和表现力的。

其次,在结体造型上,金文既不像甲骨文那样,短促拙朴,率直寒俭,缺少圆活柔婉之态,也不似小篆那么峻伟修长,端庄谨严,太过理性排布而少从容随机的变化。金文的结体是奇伟宽和,雍容醇厚,既变化多姿,又不乏自然天成之妙,是最富艺术表现潜质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发掘的意义,更可窥见其金文书法艺术创造的价值与魅力。

把握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价值的开发与提升,是认识蒋维崧篆刻、金文、行书艺术创造与表现的一把钥匙。蒋维崧先生的金文书法,在用笔上,不仅发掘了金文汉字笔画中的动感,更用行书的笔意和墨色变化强化了这种动感,其线条浑圆挺劲,伴着提按轻重疾徐的运动,纵横延宕,既参差错落,奇正相生,有容纳万物,妙合自然之意趣,又善于提炼升华,笔笔有势,俯仰顾盼,刚柔并济,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主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顺,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知退之行也”,蕴理而意深,又或博雅峻伟,风华高洁,疏旷朴茂,或超然悠游,蕴润谐和,文采斐然,华光射人,达到了“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已见其意,已见其情的艺术境界。蒋维崧先生的金文艺术,真正实现了金文的书写规范与艺术创造的自由,古朴典雅的金石气息与现代鲜活的人文风采的和谐统一,从而使金文字体在数千年的沉寂之后大放异彩,成为现代书法体势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开拓与创造。

蒋维崧先生的行书,更有着超逸脱俗,妙造高韵的审美价值。蒋维崧学书,早年由其师乔大壮引荐,师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沈尹默师曾把其研究书法用笔的理论成果《执笔五字法》手书一册传与蒋维崧,以此可见出老师的厚爱与期待。蒋维崧的行书可以说是从沈尹默师入,而远循“二王”法典的。从其早期的行书来看,虽清新雅洁,舒和柔婉,体完法备,但尚未脱沈尹默先生书法的影响。直到中年以后,蒋维崧先生广开视野、博涉众家,融宋米芾之超逸、唐怀素小草千文之简淡,特别是他创造性地将金文笔意用于行书的表现,使他的行书显示出了独特的创造和个性特征。

蒋维崧先生的行书,最突出的特征是用篆书笔意,“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起笔不出虚尖,收笔也不作重按提顿,无偏侧圭角之弊,有浑凝圆通之妙。在结体上,也受到金文的影响,不作平正安稳之态,以倚侧造势,挺然舒秀,峻洁清丽,别有韵致。在章法布局上,行距疏阔,而字距势密,虽字字独立,但笔断意连,如线穿珠,形圆势畅而不可破。他的行书创作真正到了欣然落笔,未有不达于心灵之奥者,胸中所郁,也未有不显于腕下笔端者,不思而为,却尽显神奇,超然法外又了无遗憾,最为充分地表现了其高韵深情。它如山涧溪流,可洗污涤浊,亦如林中朗月,清辉浴人,使人沉静、渊默,又顿生登高远上之心。若不拘于字法形相,而论空灵韵致,蒋维崧先生之行书,可超宋逾唐,直接东晋“二王”一脉,其卓尔孤标、耀古抗今,而毫无愧色。

蒋维崧先生所具有的深厚渊博的人文学养,是他艺术表现与创造的灵魂。正是由于具有渊博的知识、超人的洞见与敏感,蒋先生发现了金文汉字的艺术价值,并使自己的艺术创造显示出巨大张力,从而深化了艺术技能技巧的精神与文化内涵,达到了“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的境界。蒋维崧先生篆刻、金文、行书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有其一便可名家、立世,而居其三为一身者,在当代书坛,实少有与其媲美与抗衡者。

蒋维崧先生不仅学垂嘉誉,艺耀古今,他所表现出来的以学问滋养艺术,以艺术辉映学问,学艺双修,道艺两进的思想和道路,对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与发展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蒋维崧先生坚持文字学研究与书法艺术创造密切结合,在“汉语言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在“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这对山东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发展,具有创新和开拓性的意义。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虽早自汉代,它就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一起,形成了一套素朴的学习方法和制度,但真正将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学科,而同其他艺术形式与专业分开,并形成一套由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组成的完备的现代教学体系,则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才完成的事情。书法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点在全国的设置和分布极为广泛,大部分设置在有美术学专业的师范和艺术院校,也有的放在综合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和文艺学、历史学等专业,而山东大学则是放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蒋维崧先生自1984年起,即在“汉语言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设置美学理论课程,招收和培养有书法特长的硕士研究生。这不仅在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中是首创,即使在国内也尚不多见。2002年,蒋维崧先生被山东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时,学校曾有意让其在艺术学院招收博士生,但蒋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高层次艺术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提高治学能力和综合的人文素养,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至于锤炼艺术的技能技巧和临帖,应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在学校期间所能完成的,因而他还是坚持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学”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蒋维崧先生坚持学问修养的提高与艺术创作并重的思想,既充分体现了山东大学作为重点综合院校在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传统,也确立了山东大学在这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特点。这种特点,对全国其他院校的书法艺术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从蒋维崧先生在这一学科的人才培养实践来看,他所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既能做专业学问研究又能进行艺术创作的两栖人才。他们中已有不少人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突出造诣,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其次,蒋维崧先生的书法艺术,特别是对金文汉字的艺术开发和创造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和境界,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审美取向也具有积极影响。

在对金文书体的艺术开发和创造方面,正是赖蒋维崧先生的苦心冥探和不懈努力,发掘和总结了金文书法的用笔、结体、审美与表现特征,并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对这一铸刻工艺实用性文字作了一次自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文人化改造,才使其潜在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表现力获得了充分的提升和显现。不可否认,在蒋先生之前已有一些文字学家和艺术家对金文汉字的艺术价值作了一定的探索与发掘,但都未达到像蒋先生这样将金文汉字书写变成真正的艺术创造,使金文艺术获得极大提升,成为一种与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艺术体式的程度。由此,我们可以说蒋维崧先生对金文汉字艺术的开发和创造所作出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前无古人的。

康有为在评价清代邓石如在小篆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时曾指出:“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化用于蒋维崧先生在金文艺术发展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似更为适合。大匠给人以规矩,他既为人设置障碍,也为他人更高层次的探索提供了方法和途径。我们已经看到,当今不少写金文者,从运笔到结体,多受到蒋维崧先生的影响和启发。

宗白华说,中国艺术,唯书法“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书法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样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美学积淀与传统。所谓“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明清重性情等,无不是书法心与物、意与法、情与理、神与形、自由与必然、优雅和谐艺术风尚与审美思想的历史体现。

自进入20世纪,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和审美传统受到了极大冲击,书法艺术的审美思想也发生了裂变。也许是人们想迫切地展现书法的当代性,急于创新,以新为美,魏碑热、章草热、小楷热、汉简热、象形字热等等,追热成风,但这种创新如果不以深刻的创造为参照,其新也浅,其新也俗,或沦为丑、怪。艺术应该强调个性,追求自由,但这种个性和自由如不以熟练地掌握艺术的技能技巧,遵循艺术的规律为前提,任笔为体,那么这种个性和自由就要走向艺术的反面,不仅因为缺乏超越性而导致平庸低俗,甚至表现美将会沦为展示丑。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创作虽然繁荣,从书者众,但其审美价值和表现境界却令人忧虑,而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创造,则表现出了超拔时俗、昂首天外、高标独立的历史价值。蒋维崧先生对书法艺术的创新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曾经说:“艺术出新,并不是要把旧的东西推倒重来……以为一定要搞得面目全非才是新,结果只好从丑、怪、僻里找出路,以至于走上邪路。”蒋先生的金文、行书艺术,不仅深入古典传统,发现古人的优势和薄弱环节,锤炼笔法,技艺精湛,更善于用深厚的人文学养、开阔的胸襟、高尚的人格精神改造传统,创造出更富内在精神和意趣脱俗、境界深远、具有时代审美特点和个性的艺术精品。可以说他格调高雅、意蕴深厚的艺术创造不仅为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指出了向上一路,将对现代人的书法创造和审美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曾在蒋维崧行书《东坡诗长卷》题跋中写道:“文德翰采,光及北辰。”如果说前一句是对蒋先生艺术精神特质的概括,那么后一句以“北辰”对“群星”的妙喻,实为对蒋先生书法在当代艺术中历史地位的允评。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更认为蒋先生的书法已经达到了艺术典范的境界:“典范不是唯一的,典范的意义是永恒的。”典范也只有在历史的重复性解读中产生意义,发挥作用。蒋维崧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创造成就与贡献,必将在现代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标题:《蒋维崧:“我不是‘职业’书法家,我有我的职业,所以不受人牵制”! 傅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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